Starhawk
如果把《使女的故事》說成是女性主義的作品，那是低估了這部影集。如果說《使女的故事》是諷刺宗教，那也是對這部作品最不貼切的詮釋。如果說《使女的故事》只是一個幻想，科幻與否，那都是觀眾最不應該做出的決定。在這個時代，一個我們生存且覺得多少滿意的2017，《使女的故事》來的正好，敲響的正是那些還未甦醒的盲從。
《使女的故事》改編自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瑪格利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寫於1985年的同名小說，藉由類似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的故事敘述形式寫出一個生活在虛構的吉拉得共和國的「使女」Offred的故事。原先為出版社編輯的Offred在這個軍政合一的獨裁共和國奪權後跟隨其他婦女一樣被奪去財產、工作、地位和身分，最後因為和丈夫偕同女兒試圖逃離邊界到加拿大而被懲罰為使女－－身著紅裙，頭戴蒙住左右視線的頭飾，必須為共合國軍隊將領生不出後代的妻子懷孕，為生育率幾近於零的共合國產下下一代。
看到影集或小說，許多反應都不出驚愕和批評。許多觀眾和讀者往往無法接受書中對女性角色的詮釋、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剝奪，或是暗喻的宗教批判，乃至於許多人會說這是作者「 仇男」的情緒作祟。愛特伍自己從小說出版後便必須不斷為故事中的諷刺和暗喻辯護，甚至還會在受訪時帶著剪報證明這些情節「 都發生在真實世界和歷史中過」。在愛特伍看來，《使女的故事》並非無稽之談，也非科幻小說，而是超脫之上，小說和影集中的獨裁政體也非不無可能。
「如果你要推翻現有的美國政府，建立獨裁政權，你會怎麼做？什麼會是你的奪權手法？你要怎麼讓全民都相信你所建構的政府？」
成書於八零年代的《使女的故事》其實可以被視為愛特伍觀看時代和潮流的反映作品。八零年代的美國遭逢經濟衰頹、生育率下降、性傳染疾病開始受到注意、部分宗教團體和社會結構對於女性主義，乃至於女權都有不少批評，女性權力的爭取也比起先前兩個十年來的緩慢。愛特伍筆下的吉拉得共和國在小說和影集設定中都是一個富含宗教色彩的國度，隱喻著作者對於宗教治國或宗教組織的批評；影集淡化了原書中基督宗教的色彩，改以一個含沙射影的無名宗教取代，甚至刻意加入新政府拆除大教堂的畫面，然而對於清教徒（作者靈感來源）的影射仍存在。人權的部分則是更加明顯的被想像反轉，設定憲法被以各種藉口建立的戒嚴壓制，法律被更改，識字、行動自由、發言的權力都被剝奪。在《使女的故事》中不分男女其實都遭到政府壓迫，被強迫根據性別、種族、社會經濟結構分層分類，每個人都淪為體制下被洗腦和控制的螺絲釘，全都為了一個「受神庇蔭的豐饒未來而努力」。
影集版的《使女的故事》在八零年代的餘韻下，奇特的在這個當代社會激起了另一波不同的波瀾。三十年後的今天，無論男女老少，無論什麼階層國籍，每個人其實都未離這部作品中的世界太過遙遠，或太過不可能發生。藉由影集中主要演員精湛的詮釋和攝影和配樂，觀眾得以聆聽主角Offred緩慢而寧靜的敘述，不慍不火，然而孕含其中的，卻是無法宣洩的悲憤和哀愁。Hulu製作的劇集呼應著小說和藹而慢節奏的敘述，觀眾也得以緩慢的被帶領進入這個看似荒腔走板的鏡像世界，其實卻不會有任何一部作品比它更為現代。當我們看著宗教建築被拉倒、政府被推翻、權力被壓迫、一場集會遊行以機關槍掃射作結，我們看到的，其實正是這個時代，乃至於全世界的社會發展的縮影或預言。
如果說影集描述的物化女性、禁止識字、剝削自由是過去歷史對女性的壓迫，我們又該怎麼解釋當代社會男女不同酬勞、受到性暴力迫害的受害者只能噤聲、女性還要為了工作機會、身體自主、男性眼中的刻板印象而抗爭的現實？如果說宗教體制或獨裁社會只是人類的過去和不文明，我們又要怎麼面對激進宗教對於人類的箝制、以宗教而名發起的戰爭、因為宗教派別而影發的爭論和規範？如果說階層社會、膚色歧視、財富差異只是工業革命或帝國主義下的產物，我們又要如何替資產社會和不當資本主義的剝削、惡性階級複製、種族歧視、財富過於集中、財團掌控政府來辯護？
「在之前我都還未覺醒。當他們暫停憲法時，我以為只是為了國家安全。當他們開始實施戒嚴時，我以為這都是為了社會安定。當一切都改變的時候，我才醒過來。」
歷史不斷重演，在這個過於躁動的時代，有時候會發現什麼事情都無法說的準。幾年前的我們仍信誓旦旦說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說著極端右派的無法掌權，說著人民可以對抗政府，說著民粹不可能超越理性。現在的我們面對的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怎麼樣的一個時代？如果《使女的故事》是一場最極端的噩夢，那麼我們要做的，或許就是努力醒過來，別永遠沉睡，而落入了最深層的寓言，無法逃離。
